“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要创新，需学问；问愈透，创更新”，这是物理学家李政道寄语青年学子的箴言，一语道破学术创新的逻辑起点——问题意识。不独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亦然。

好的问题，是学术研究的根本，指引我们在探索中寻找答案，推动学术事业不断取得突破。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坚持问题意识，就要“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

一、筛掉“伪问题”，留下“真问题”

社科“青椒”们想必都曾经受到导师的“灵魂拷问”——你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没错，找到问题是踏入学术之门的第一把钥匙，而这把钥匙有真伪之分。

“研究真问题”是“真研究问题”的前提，它事关研究的方向与价值。如果连问题都没有找准找实，那么就算再努力，也可能收获甚微。

所谓“真问题”，应当是切中群众利益、直指社会矛盾、前人未曾研究或尚未研究透彻、具有一定实际意义的问题。一些研究貌似理论完备，科学严谨地剖析，其实是在似是而非的“伪问题”上打转。有的问题辐射面太窄，是极个别群体、少数个体的特殊诉求；有的问题看似创新，实则脱离现实、自说自话，研不研究都一个样……比如，某学者在有关生态经济学的论文中大篇幅讨论“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还有学者推出“熟蛋返生孵小鸡”“熟绿豆返生发芽”等奇葩研究，成为一时笑谈。

“研究真问题”既考验学者“发现真问题”的敏锐，也考验学者“直面真问题”的勇气。对待一些习以为常的现象，能否发现背后细微的变与不变；看到一些苗头性问题，能否“走一步，看三步”，发现潜在的风险问题；面对一些深层次问题，敢不敢剑指利益纠葛、触及疑难杂症……

不在“伪问题”中兜圈，而在“真问题”中深耕。毕竟解决再多“伪问题”，真问题仍在；解决一个真问题，很多“伪问题”便不攻自破。

二、跳出“本本”回到“根本”

1930年，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文中生动写道，“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研究问题时如果只盯着“本本”上是怎么写的、而不看现实中是什么样的，那必然会脱离一个“真”字。社科研究要保持生机和活力，就要从“本本”中跳出来，回到扎根大地、调查研究这个“根本”上。

然而有些学者却把好传统丢了，失去从鲜活生动的实践中发现和提炼问题的能力。有的纠结于“茴字有几种写法”，学问为了做而做，成了一小部分人的自娱自乐。有的静止、孤立、片面地看文本，把只言片语当作普遍真理，离现实越来越远。还有的擅长所谓“学术话语体系”，堆砌概念，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把通俗的语言生僻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脱离火热的实践，学术难以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即使提出了问题也只会是伪问题，甚至会对现实带来错误指导。唯有扎根实践、实事求是，才能发现并探索冒着“热气”的问题。

浙江图书馆之江馆 图源：“浙江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三、逃离低水平重复“怪圈”

近年来，关于“水刊”“水文”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翻开一本本学术杂志，经常能发现一些成果或是徘徊在某一学科领域内的入门级问题或既有理论上，或是追逐时髦的概念而毫无见地，抑或是打着所谓“跨学科研究”的名义而生拉硬扯，即所谓学术研究的低水平重复。

这一问题长期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学术投机”。对于一些学者来说，循着前人留下的脚印，既不会走错路，又省去了开辟新路的艰辛，于是他们便乐得在重复的选题、重复的研究中，再得出重复的结论。另一方面是由于利益浸染。一些学者善于结成所谓“学术圈子”，围绕着几本期刊和基金名额，相互引用、相互吹捧、相互拉拢。虽然这些重复成果在圈子外基本没有影响力，却能够支撑“圈内人”在职称、“帽子”等方面收获实实在在的利益。

不可否认，探索新的领域是一场“苦旅”。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者只能“吃别人嚼过的馍”，更不能把困难当成学术“灌水”的挡箭牌。应当有求新求变的智慧和勇气，聚焦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前沿性问题、实践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开展研究，方能跳出低水平重复“怪圈”。

四、要“拿来”不要“搬来”

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曾做过一个比喻，一个穷青年突然得了一所大宅子，应该怎么办呢？哲学社会科学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这个“大宅子”可以被看作是外来的理论、观点、方法。特别是一些西方的学术理论，在历经资本主义上百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用好了可以事半功倍。对于外来的学术理论，我们无需因“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而“徘徊不敢走进门”，也不必为“保存自己的清白”就“放一把火烧光”，大可秉持“拿来主义”，借鉴吸收、博采众长。

但现实中，有时“拿来”却成了“搬来”。有的照抄西方理论方法，不加反思地生搬硬套；有的言必称西方，甚至连表达方式与话语风格都“依葫芦画瓢”，最后出来的成果洋不洋、土不土；还有的把西方学术标准奉为“真理”，人家没提过的就不承认，拱手让出学术主体性。比如说，现代化最早发生在西方，于是一些西方学者产生错觉，认为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我们自立自信，结合实践不断深化认识、推进理论创新，而不能动辄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实践。

对于外来的理论，机械地“搬来”或被动地等待“抛来”都不可取，唯有主动“拿来”，永葆学术的判断力，坚持批判反思，以我为主加以运用，才能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

五、面对中国田野、成就中国学问

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祖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意味着社科研究要紧紧扎根中国大地、求解时代课题，推进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创新。

有统计显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超过100万，智库组织超过1000家，其中不乏各学科的一流专家、青年英才。但实事求是地看，一些研究与中国国情结合不深，对国家战略需求关注不够；有的目光确实聚焦在了现实问题上，但锄头挖得不深，汗水没有沁入泥土里，导致研究浮于浅表；有的照本宣科，总是重复一些正确的话。凡此种种，都不可能符合国家期待和社会所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社科工作者深入调研，开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真正把总书记思想研究与中国实际、中国历史紧密结合，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大问题讲深讲透，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最后，借用两句话。一句是明代陈献章所言，“疑者，觉悟之机也”，找到有价值的问题，研究真问题，这是成就大学问的“原点”；另一句是明代王阳明讲的，“为学之要，只在着实操存，密切体认，自己身心上理会”，研究学问得下真功，在实践中领会，潜下心钻研，真正全身心投入其中，做出经得起检验的成果。